李欧梵先生将学术自述取名为《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读之细品，觉得不落俗套，颇有点现代意味。
学者自述其求索学术文化的心灵历程，往往异别于作家的创作回忆录。他摒弃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执着于理性的思想梳理；不拘泥对某作品的写作甘苦作过程性叙述，却用心总结学术文化探索的研究初衷和纵横比较，反省某些学术理念的得失。作家回忆录常常是自我角色的显现和张扬；学者自述却较多是对文化的历史积淀。就这点而言，学人自述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中历史文化或思想文化演进的某些轨迹。李欧梵在学术文化两级（现代与传统）中徘徊和求索的自述，正反映了当代学人对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思考的心灵历程。
李欧梵是颇有影响的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领域颇有建树。尤其是中西贯通，不拘一格的“狐狸型”学术风格在哈佛华人学者中独树一帜。《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以较多篇幅对其学术风格的定型作了全景式的表述。李先生自称是“狐狸型的人”，不是“刺猬型的人”。刺猬型的人是要做大官、做大事，“研究学问，就要做大学者，大教授”，对学问“只相信一个系统”。狐狸型却不同，“不愿意做一代大师”，“不相信任何系统”，他“可以扮演几个不同的角色”，做学问“比较注重小的，轻的”，“以小窥大”，追求“一种经过重新构筑的东西”。李欧梵自认是属于“狐狸型”的。他认为，“人的思想模式是因人而异的”，他一生追求的是“发挥狐狸型的才智”，可惜，“中国知识分子想做刺猬的人太多了”。李先生的自述并非是自谦，也非圆滑，而是其治学、求道的思考和心得。笔者的理解，李欧梵的“狐狸型”风格蕴含了这样的内涵：一是学术生涯的传奇色彩，二是多元文化视点和比较文化思维，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文化边缘意识。
李欧梵的学术生涯是有趣的，也是耐味的。《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披露了这样的经历：少年时代的梦，是艺术、音乐，想当童子军、指挥家，曾经也有过表演和发挥潜天才的机会，但因升学的戏剧性，使其人生“数易其稿”。准学术场（大学）中绝对偶然的专业选择，先是读外文，后学国际关系，最后被挤进“西式巴士”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哈佛教席缺位的临时机遇，促成了其学术生涯的起步。他学国际关系，却在哈佛执教中国近代史，在印第安那教中国元代杂剧。由此，李欧梵从中国近代史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及上海文化思想史研究。这与承袭国学导师启蒙、诠释、考证、注解、辨伪起步的国内学子，显然是承受绝然各异的文化熏陶。文化环境的指向决定了他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边缘角色，而文化边缘意识却造就了他有别于传统，颇有现代文化意识的学术风格。也就是，20世纪西方学界的现代主义新学理激活了他的学术思维，促成了文化批评的思维坐标和价值概念的构筑；西学与国学的文化互补，开拓了其文化比较的思维空间。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论鲁迅的著述对国内学界有较大冲击力，尤为当代青年学术文化界所推崇。
李欧梵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求索，不只反映了当代学人如何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寻求文化融汇、重构的结合点的心灵历程，还意味着他们已摆掉传统的思维定势，去更新、构建开放的学术理念和思维方式。这一点，在读李欧梵自述时可获得强烈的感受。传统的学术思维模式往往驱动着学人倾心于建立理论体系，似乎学术的终极目标是“宗师”、“大师”的学说，或者终身诠释“大师”，注解“学说”，作学术的附庸。李欧梵是及其道而行之。他追求的是“在两个文化之间”，“用一种杂的学问来为我的研究找一个座标”，他把“这种风格归结为狐狸型的”。“狐狸型”的学术思维方式是开放的、比较的，融含着东西学文化思维的优势。我们正如今，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西文化由冲突、排斥转向相互参照和融汇已是必然趋势。尽管东西方的文化理念、价值指向存在着差异，但作为人类文明，中西文化的优秀成果应该是人类共享的。中国传统文化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却不能掩盖传统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势的局限。长期恪守这一传统，是难以承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冲击。李欧梵等海外华人学者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先走了一步，而狐狸型这一富含现代意味的学术风格是值得当代学人仿效的。
李欧梵的学术自述，采以口述实录的对话文体，也是别具一格的。国内对学人的传记较注重于生平考证及著作评述，而文学性传记又过度追求细节和阅读的艺术趣味。前者虽是严谨，但不乏琐细、庞杂之弊，加之评传者自身的学术素养和偏见，常常失之牵强附会；后者难免磨抹历史的真实，流于平庸和虚假。口述实录却有助于自我剖析与真情流露，对话文体又可避免时空的约束，虽思维跳跃，但能导引学术思想灼见的闪现。这种阅读的趣味不在于故事的传奇性和细节的艺术感染，而较多是话语的幽默，思想的启迪。《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犹师生对话，天马行空，侃侃而谈，似同家常，从容不迫。其话语既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又溢满着西方文化的自由意味和机智。
李欧梵的学术自述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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